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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上棉三十五厂,那段难忘时光

2019/8/14 7:16:07

崇明上棉三十五厂,那段难忘时光

堡镇工农路178号。

 

透过锈迹斑斑的围栏望去,残破倾颓的厂房,藤蔓爬满的墙体,恣肆疯长的杂草……真不敢相信,眼前这残败狼藉如同废墟的地方,曾有一个显赫的名字:上海第三十五棉纺厂,崇明岛上最大的企业。当初机器轰鸣、纱锭飞转,纺织工人像潮水一样进进出出的盛况,早已被岁月冲刷得斑驳不堪。

 

从当年油印的《堡镇镇志》和手写的厂志,老纱厂人的口述和镇上老人的记忆中,逐渐还原出上棉三十五厂的前世今生,见证了它的辉煌,亦看到了它的衰落。

 

>>> 前世今生

 

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堡镇们,习惯把上棉三十五厂称为纱厂,因为它的前身是由崇明县的民族资本家杜少如与上海营造商姚锡舟于1919年合办的大通纱厂和1932年建成的富安纱厂,曾经是崇明地方工业最早、规模最大的企业。

 

崇明当时是棉花产区,年产量约二十万担左右,由于本地没有纱厂,大量棉花只能销往外地,而机制纱全靠外地进口,花贱纱贵,使崇明的资源和利润滚滚外流。于是杜少如萌生在崇明开办纱厂的设想。

 

1919年11月,他与上海营造商姚锡舟合作,选择堡镇大通河南购地一百亩,成立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兴建大通纱厂。

 

1922年4月16日,大通纱厂建成投产,年产棉纱万余件,原料均为崇明所产的棉花,十年中纱厂生产蒸蒸日上。

 

1932年间,日商在上海纷纷开设纱厂,实施经济侵略,致使粗纱销路大受影响。杜少如与王清穆另外筹建纱厂,择地大通纱厂南侧,富安桥东,兴建富安纱厂。

 

1938年3月13日,崇明沦陷后,大通纱厂董事会鉴于财产难保,与意商洋行签订契约,把大通纱厂改为意商开利洋行崇明纱厂。

 

1939年3月,日军强行接管,更名为锺渊纺织株式会社江北纺织第五厂。崇明沦陷后,杜少如举家迁居上海,日军曾先后两次到上海找上门,要杜少如出任伪职,并对杜少如软硬兼施,威逼其签字,强要富安纱厂和日商合作,杜少如一概拒绝,全部员工离厂。但日军最终还是强占富安纱厂。

 

1943年7月,日寇在侵华战场上节节败退,汪伪政权将大通、富安纱厂“发还”原主,两厂交回时,纱机只能开数台,纱厂实权仍操在日商手中。抗战胜利后,两厂才得以恢复旧观。

 

在很多老人的记忆中,解放初期,大通、富安纱厂旁有两条同名的桥,其中富安桥中间是活络铁板,用钢丝绳及齿轮手工摇动,便于木船不放下船桅通行。由于当时纱厂工人家大部分没有钟表,所以在交接班时两个厂均按汽笛,例如早上六点交接班,在五点拉三响,五点半拉二响,六点拉一响,声音可传到几里之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棉纺织行业两次行业性改革,大通、富安纱厂经过数次合并划归。1956年7月,两厂合并为“公私合营崇明纱厂”,首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企业民主管理。

 

1960年,划归上海纺织工业局,1966年,按当时市属国营纺织厂序数排列,改名为国营上海第三十五棉纺厂,简称上棉三十五厂。

 

 

>>> 穿越时空的“纱厂记忆”

 

堡镇曾是崇明的工业中心,而纱厂又是当时堡镇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厂兴镇兴,厂衰镇衰”成了最好的印证。那时候,许多家庭都是两代人、甚至三代都与纱厂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出生在纱厂、成长在纱厂,工作在纱厂。

 

我的奶奶、外公、外婆、大伯父、母亲、姐姐、堂姐都曾是纱厂的职工。奶奶解放前就在纱厂做工。当时纱厂招募女工的时候要求不能缠脚,缠了小脚的奶奶为了能够进纱厂,可谓费尽心机,一次不成,二次不成,最后第三次改了名字才进得纱厂。大通、富安两厂被日本人占领期间,对工人工资重行分等定级,一般工人月工资只能买到四升玉米和二升大米,还得扣除杂税,生活相当困难,工人每天做工12小时,有时竟长达16小时。厂志这样记载当时工人的境遇:工人们忙个不停,每天到最后二、三小时,完全处于极度疲乏的强制劳动中,病倒、晕倒、发痧。中暑、轧伤、轧死等事故时有发生。下班后,拖着疲劳的双腿,走出车间,还得排队,七弯八角地挤进“九曲桥”,接受稽查员和抄身婆一个一个搜身。冬天挨到最后已冻得嘴唇发青。那时,南工厂还造了许多碉楼,很多工人都在他们的密切监视之下。缠着小脚的奶奶就是这样,每天长时间站立操作机器。

 

解放后,纺织工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作为国营大单位的上棉三十五厂,无疑是年轻人最向往的地方。大伯父便是其中一位。1954年4月,听说纱厂招工,他毫不犹豫报了名。当时进纱厂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求严格,还要考试,那一年,大伯幸运地成为招工进厂的66名工人之一。1961年,他从纱厂投身从戎,1977年从部队复员后,又回到了上棉三十五厂,先是在机修间,后来调到总务科成了一名干部。大伯除了在部队的十六年,他的人生大部分时间与纱厂血肉相连。

 

堂姐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三十五厂纺织技校,那时候能考进纺织技校意味着毕业后能直接进厂工作。八十年代进纱厂还是件让人自豪的事儿,出门遇见熟人说起来,对方的反应几乎都一样:“纺织厂好呀,工资高!”

 

外公和外婆也是从旧社会纱厂过来的。按照当时的政策,双职工退休后,其一名子女可以顶替进厂,母亲是长女,自然而然顶替外婆,成了一名让人羡慕的纺织女工,户口也从农村转成城镇居民。母亲在纱厂一直工作到退休,因纱厂开始走下坡路,不得不提前十个月退休。

 

三十五厂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一种怀念、一种情结,成为这些普通的崇明人难以忘却的记忆。

 

 

>>> 厂子真是“杜透社也”

 

“工农路把纱厂一分为二,分别是北厂区和南厂区,约二百米长的“三十五厂路”将两个厂区贯通。厂子真是‘杜透杜也’(崇明话大得不得了的意思),配套的职工子弟小学、纺织技校、医院、电影院、图书馆、招待所等一应俱全,像那个年代多数国营工厂一样,紧挨着厂区,职工公寓、家属区随之拔地而起。所以,当时的向阳新村都抵得上半个职工新村了。现在困扰人们的房子、票子、医疗、教育等问题,在那时候都不是问题,都由厂里一手包办了。职工进厂后就能分上宿舍,在厂医院看病基本是免费。孩子生下来45天就放在厂托儿所,然后是幼儿园、子弟小学、初中、技校,如果愿意还可以顶替父辈进厂上班。这里就像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小社会,将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发挥运用到了极致。”

 

“当年纱厂到底红火到什么程度?鼎盛时期厂里有职工五千哟,看看下班就知道了,上千人从门口涌出来,整个工农路满满当当都是人”。说起当年的情景,大伯脸上泛出些许骄傲。

 

 

>>> 母亲的“光荣岁月”

 

1997年12月,母亲从上棉三十五厂光荣退休。她珍藏着两只印有“工厂是我家,安全靠大家”、“厂兴我荣,厂衰我耻”标语的搪瓷杯,那是她在退休时留下的珍贵物件,上面的标语,可以说是刻在老棉纺人心中的信仰。

 

然而,纺织女工的辛苦又是众人皆知的。厂里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前纺脏,细纱忙,布机姑娘跑断肠”,讲的就是布机车间挡车工这个最忙最苦最累的岗位,母亲曾在这个岗位上一干近十年。挡车工做的事就是完善织布机没完成的细节,比如处理断线、串线、打结等。工厂进入生产旺季时,人手紧,一名档车工至少看管四台织布机,机器一开,八小时不停机,细纱接头、粗纱接头……赶上出纱不好,八小时不吃饭不喝水是常事。一个班下来,在机器间来回巡视跑动的距离差不多十公里以上。

 

因为工作太苦,那时候,她们最希望拉电。那时,全崇明的电都是从堡镇的发电厂输送的,电力供应不足的矛盾很突出,因而常常拉电,每当看到车间里的红灯亮起,工人们便一阵欢呼。这样可以歇息一会儿。但是,尽管停电,生产任务还是要完成的,怎么办?只能通过延长时间来完成。

 

纺织厂大多是女工,为了赶进度,生了孩子的女工,一般都是产后两个月不到就去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就要放到厂里托儿所,大人上班,孩子也跟着一起去上班了。那时候,哺乳期的女工,每上八个小时的班可以喂两次奶,上半班半个小时,下半班半个小时。妈妈说我也是半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里了。

 

尽管工作非常辛苦,她们这一代纺织女工们,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到工作中去。她们在飞速运转的纺织机前勤勤恳恳、飞梭走线,用自己的青春和劳动创造了上棉三十五厂的奇迹。 这也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当年,即使最普通的岗位,大家都兢兢业业,他们的思想都很单纯,在厂子里就应该好好干活儿,拼命地干,就要把生产任务完成好。车间里坚持“四班三运转”工作模式,早8点、下午4点和晚上12点为交接班时间,大家都坚持出满勤,干满点。每天工作10个小时都不会喊累,那是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上棉三十五厂的建设者中,不只是崇明本地人,还有来自一江之隔援建的上海人。他们很多都是当时在崇明的知识青年,1968至1970年,由上海市区数批“老三届”同学190人到厂当工人。1973年上海市东风、红星、长征等农场调青年200人到厂,他们都具有初、高中文化,一进厂便成为生产中的骨干。工厂给他们安排宿舍,他们也和本地职工打成一片,难得周末才乘船回上海。每逢过年过节,船票非常紧张,为了能够解决职工回上海的难题,厂里工会就会单位出面集体购票,一买就是几百张。居住市区的青工从1986年起陆续调回市区。如今,紧挨着三十五厂路的几幢五层宿舍依然孤零零矗立在那儿,只是早已人去楼空。

 

 

>>> 电影院、医院、学校、冷饮券
 

在堡镇中路247号,曾是三十五厂电影院所在地,放电影,职工大会、文艺演出、集会等都在这里进行。如果时光倒流三、四十年,这里可是堡镇街上最为热闹的地方。

 

1952年10月,崇明纱厂投资兴建了有930个座位的工人电影院,是崇明地区最早的电影院,它的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建筑呈中轴对称,典型的苏联式风格,有二十多级台阶拾级而上,内墙面是做成毛刺状的水泥面。当时电影院的设备简陋,坐的全是靠背竹椅子。三十五厂电影院平时也对外售票放映电影,但放映频率比起堡镇大会堂就差远了。每当厂里包场给职工发电影票时,必定会也惠及全镇其他居民,有些人家会把多出来的电影票送给熟悉的人,于是,到了晚上电影快开场时,四面八方汇集到影院门口的人们大多都能碰到熟人。

 

据老职工回忆,八十年代在这里曾看过“人做戏”,记得是上海公交系统来崇明的慰问演出,节目有黄永生的“人民售票员”、“五分钱”、“三个老头侪姓刘”,和另一个邮电部门的演员表演的“为人民利益”,让他们第一次领略了“上海说唱”、“浦东说书”、“单口相声”等曲艺节目。

 

1995年前后,随着上棉三十五厂日渐没落,电影院房子还在,只是换作他用,先是改建成了保龄球馆,到了2000年左右,保龄球馆因经营惨淡,再度易主,先是供销社的“金叶”超市,现在改为“华联”超市,成了“大卖场”。

 

坐落于工农路7号上棉三十五厂医院也是值得一提的地方,它是上海纺织系统600多家企业唯一的厂办职工医院。《崇明县志》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上棉三十五厂医院的前身为大通、富安纱厂诊疗所。该院技术力量较强,50年代初,外科即开展下腹部手术,长期承担堡镇、向华地区天花粉和雷佛奴尔注射中期引产及医疗任务,并为本县培训300生余名实习医生、赤脚医生和保健员。

 

1991年,我在民本中学读高中,有好多同学是从三十五厂职工子弟小学毕业的,这所学校与纱厂也是颇有渊薮的。1946年2月,大通、富安纱厂联合创办职工子弟小学校,设一至四年级两个复式班,有教师3名。1947年新建校舍两幢,改名为大通纱厂职工子弟小学校。1956年,大通、富安两厂合并为公私合营崇明纱厂,该校定名为崇明纱厂职工子弟小学校。1966年9月易名为上棉三十五厂职工子弟小学校。

 

 

>>> 厂区里的古树,盎然的守候

 

“位于崇明的原上棉三十五厂的一棵巨大香樟树,近日被当地绿化部门发现。这棵香樟树生长在三排现已废弃的厂房夹缝中间,树高19米,胸径5.9米,冠幅南北长27米、东西长30米,树径及冠幅创全市之最,估算树龄至少500年。除了这棵香 樟树外,周边还发现了广玉兰、白玉兰、罗汉松,初步估计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据介绍,这是近五年来,上海首次发现古树相对集中的区域。”2013年1月7日,《东方早报》的这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然而,已经关闭了近八年的三十五厂大门紧锁,谢绝参观,无法进去一睹这棵香樟树王的英姿。我试着从邻近的高楼俯瞰厂区,尽管满眼荒芜,但是“香樟王”的树冠还是直入眼帘,这棵500年香樟树可谓是独木成林,圆满的绿色树冠在屋顶上方高高地散开。

 

 

尽管满眼荒芜,但厂区里面纵横交错的小路依然绿意盎然。其实,这里,早在很久以前便处处都是绿色了。厂区的主干道两边,百花盛开,比公园还漂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棉纺厂是崇明县内最大的企业,崇明县内没有什么公园,而棉纺厂内的绿化是当时最好的,香樟树所在的地方是原来的辅料车间,所有的厂房都是绕树而建,幼儿园也就建在附近。不过,当年的棉纺厂对外界相对封闭,因此,很少有人了解树木情况。

 

厂子虽然已经关闭,但是,这里的树木依然保持着盎然的生命力……

 

 

很多崇明人,目睹了上棉三十五厂的诞生和成长,也见证了它的辉煌和消逝。历史如流,时光如梭,如今,很多有着纱厂记忆的人,每每经过工农路那个熟悉的大门时,依然会忍不住多看一眼,那段远逝的日子,在他们的心中,始终鲜活而生动。